20世纪60年代，有这样一批华水人，他们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踏上我国云南绿水河、西洱河、贵州乌江渡、甘肃刘家峡、安徽陈村、山东马颊河等边远地区，参与水利水电建设。面对水利建设工地艰苦恶劣的环境，华水学子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边陲的水利事业，建设了以以礼河、绿水河、鲁布革、陈村、乌江渡、猫跳河等为代表的众多水电站，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年正值河川68届校友毕业50周年，为了记录这一代河海水利人的青春故事，河海大学档案馆口述校史工作组以专题性采访的形式，于4月8日前往福建省厦门市采访了陆承吉、戴国家、刘庭廉、郭洞仁、邬显豪、黄腾虬、汤汝兰7位当年水利建设的参与者。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创造奇迹，我们也要有”
戴国家，68届河川系1班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陈村
1968年，刚刚毕业的河川系1班的戴国家被分配到陈村水电站。不久，工地上开始搞“三结合科研”，需要派代表到华水进行结构试验，结合工地实际工作，探讨大坝的应力状况。因为工作需要，戴国家被委派到华水进行结构试验。“我见证了学校结构实验室从无到有，再到国内知名。”在华水，戴国家跟着沈家荫、张鸣岐等老师，一心扑在了科研上，这一待就是近20年。
1982年，戴国家回到了原单位，这时他所在的单位已经改编成武警水电部队，驻派在江西新余，主要负责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水患水灾的抢险救灾。1989年，为解决西藏电力紧缺的问题，戴国家被委派前往西藏，和广西、成都等地的部队一起建设羊湖水电站。羊卓雍湖是藏南最大的封闭性湖泊，湖面海拔4440米。建设电站需要从湖面以下12米处打通引水隧洞，将湖水引出，利用湖水与雅鲁藏布江高达840米的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因为海拔高、路途远、大件设备运输困难等不利因素，有外国水利专家曾经断言，“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建造水电站，无疑是为自己建造坟墓。”“体力上的状况相当于在平地零海拔的地方什么事情都不做，负荷几十斤背包。晚上，因为高原缺氧，经常睡不着觉。”戴国家这样描述缺氧状态下的高原工作环境。高原施工条件艰苦，效率低。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部队购买了两台进口的隧洞挖掘机。可是，因为当地高原环境恶劣，两台进口机器并没有派上用场。面对工程建设的硬任务，戴国家和其他官兵们一起，用最笨拙的方式，人工钻孔，开凿隧洞。最终，中国人用自己的努力书写了传奇，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羊湖水电站。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创造奇迹，我们也要有。”这是戴国家在西藏建设水电站时，部队首长对他和全体官兵的鼓励，这一句话让他至今难忘。
“我们的工地上经常死人，对我们来说，真的打击太大了”
邬显豪，68届河川系3班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陈村
毕业后，河川系3班的邬显豪被分配到了安徽陈村，在建筑队浇混凝土。对于自小生活在上海的邬显豪，让他惧怕的不是建筑工地艰苦的环境，而是工地上经常发生的工伤事故。有一次，晚上大家都回到班里，但是发现有一个人没在。老师傅很着急，动员大家都去找。分头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人。最后，有工友在一百米深的电梯井的最下面找到了人，早已经死了。原来，当时坝顶电梯井上的盖板没盖好，这个工友正在坝顶负责手动拉电缆，经过电梯井，一脚踩空，从一百多米跌落，当场人就死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危险。”邬显豪说。
还有一次，邬显豪所在的建筑队正在浇筑溢洪道上的一段自流段。邬显豪完成自己的工作，刚刚和工友交接完工作。突然，只听到身后一阵“轰·····”的一声。他回头一看，只见身后支撑整个自流段的混凝土顷刻间全塌下来了。当时，许多工友正在自流段已经匝好了的钢筋骨架里振混凝土。混凝土塌下来，钢筋骨架里面振混凝土的人全死光了。“这个很惨，真的很惨。”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的工地上经常死人，对我们来说，真的打击太大了。”邬显豪的语调有些激动，抬高了许多，虽然，如今这已经过去有五十年了。
“在绿水河工作的12年里，我只打过一次电话，那是我女儿出生时” 
刘廷廉，68届水动1班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绿水河
告别母校，远离故乡，这一走就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从此家乡变故乡，回到故乡时，已经不再年少。
1968年，水动1班的刘廷廉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云南。在绿水河，他工作了12年。“在绿水河工作的12年里，我只打过一次电话，那还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刘廷廉充满愧疚地说。当时的绿水河工地没有电话，要打一次电话，刘廷廉要走上十几里路，去镇上的邮局。所以在绿水河的12年里，刘廷廉和家里的联系，主要靠写信，家信一来一回要半个月。一封信寄出后，就望眼欲穿了。
云南地处山区，火车绕着山坡开，速度很慢，不仅牛车可以超过它，就连人也可以追上。因为交通不便，当年云南的经济发展极其落后。而刘廷廉所在的绿水河工地条件则更为艰苦，常年不通公路和火车，来往主要靠牛车和步行。因为害怕家人担心，刘廷廉从不告诉家人自己真实的工作情况，更不敢让家人来云南探亲，他总在信里把自己的一切都描述的很好。
1976年唐山大地震，刘廷廉的老家扬州也遭受了地震，家里的房屋受损了不少，可是他在云南建筑工地，回不去。77年，他回家探亲，决定把老房屋翻新。于是，一家人临时住到水利局仓库，晚上烧煤取暖，妻子和孩子都煤气中毒，非常危险。孩子抢救及时，很快就恢复了。妻子被家人用板车拖到扬州市人民医院抢救，一直神志不清。在妻子还没有苏醒的时候，探亲假已经到时间了。“我只能走了，我的探亲假时间到了。没办法，还是要以工作为重。” 刘廷廉的话语里有些无奈，在西南工作的这么多年，他除去对工作的执着，更多的是对家人的愧疚。
“以前我们这代人，从来没想过换个好地方。那么艰苦，我们还是觉得很快乐”
汤汝兰，水电职工子女，曾在云南绿水河、大寨、鲁布革等水电站工作
汤汝兰的一生和水电紧密相连无法分割。她是在水电站长大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就一直在水电站工作。成年后，她继续留在了水电站工地子弟学校教书，又嫁给了一个水电人。
婚后，她和丈夫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因为工地条件艰苦，汤汝兰孕期一只鸡都没有吃过。因为工作忙碌，56天产假之后，她的孩子就被送进了托儿所。可是，作为一个老师，一个班主任，凭着一份工作的责任心，她常常没法顾及自己的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孩子，都是邻居带大的，真的挺感动的。”汤汝兰的话语里充满了感激。当时的云南，民风很淳朴，探亲回家，走了一个月回来，晾晒的衣服还是在屋外。每天下班后，邻居帮着带孩子，汤汝兰就赶紧生炉子、做饭、挑水。有一次，她生了重病，丈夫又被外派，两个孩子全靠着邻居三班倒地照顾着，才渡过了难关。儿子四岁的时候，汤汝兰和丈夫第一次带着儿子回无锡老家，他们费了很大的劲，买了三张坐票。探亲要走五六天，工地到昆明要两天，昆明到上海要坐两天三夜的火车。“我们四年才能回一次老家，因为收入不高，一趟车票要花掉两个人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 汤汝兰说。夜里，为了方便睡觉，汤汝兰在三人一排的硬座座椅下面铺了报纸。“我不睡，有鬼，有鬼。”刚躺下不一会儿，四岁的儿子突然喊道。“哪有鬼啊。” 汤汝兰夫妻俩都纳闷了。火车继续“咣当……咣当……”地前行着。汤汝兰明白了，原来第一次坐火车的儿子把火车前进撞击铁轨的声响当成了鬼的声音。最后，汤汝兰带着儿子睡了三人座，丈夫陆承吉则在地上坐了一夜。三个夜晚之后，一家人终于下了火车，脚都肿了老高。可是他们都很开心，毕竟可以回一趟老家了。
多少年过去了，汤汝兰已经做了奶奶，偶尔她还是会和自己的儿孙回忆起云南，她的小辈曾经问过她，“云南那么艰苦，你们想过离开吗？”“以前我们这代人，从来没想过换个好地方。那么艰苦，我们还是觉得很快乐。”汤汝兰总是这么说。在她的记忆里，绿水河和云南特别又亲切，那是她的整个青春。
来源:口述校史工作组 编辑:王玮 审核:叶鸿蔚